正如赖伯所预料，就丽莎·布隆迈尔一案而言，这次行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《乡+村+小+说+网 手#机*阅#读 》即便是丽莎父母提供名字的、丽莎比较接近的朋友，也只知道她爱跳舞，爱笑，一个总是快快活活的好伙伴。吸毒？从来不吸！摇头丸？不知道！她常去哪几家迪斯科舞厅？有这么三家吧，那儿有摇头丸？从未见过。我们是清白的，探长先生。
赖伯到处碰壁。后来再次交流情况时，他对沃特克说：“这都在意料之中。我们查了所有已知的迪斯科舞厅和俱乐部，但慕尼黑还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？这就说不清了。我还得实施我的老计划：到技术音乐圈里去争取举报人，争取年轻人当我们的钉子。”
沃特克说：“你永远不会得到批准。”
“那我就不要批准，自己干！”
“彼得，你多大年纪了？”1“33岁。”
“这点年纪就回家养花了此余生，也太早了吧。要是上面知道了，马上就革你的职。”
“要是我成功了呢？”
“成功会被肯定，但你还得下台。成功并不能抵消越权！伙计，别忘了我们是公务员。”沃特克从公文包里拿出两页纸，摊在赖伯的写字台上。“我这两页纸倒更有现实意义，是解剖报告。我把它先抄下来了；正式文件明天出来。你听着：这个小丽莎在死之前还有过，虽然她挎包里有三个避孕套，却没有用。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她已经彻底醉了，无法控制自己。”
“不错，死亡是窒息造成的，由于超剂量的mdma，即亚甲二氧基苯异丙胺，再加引起幻觉的mdea和少许海洛因。”
“真是魔鬼的毒药！”赖伯看了沃特克的记录后说，“做这种玩意儿的人是杀人犯！”
沃特克点了点赖伯拿着的纸，说，“按我们的法律，只是触犯了药品法。有意思的是女孩的，她不能在一家公开营业的迪斯科舞厅里干这事吧？”
“为什么不能？有的是地方，阴暗的角落，后院，走廊，门背后。”
“这都有可能。但问题是，丽莎在后还活着？还是过于激动，加上摇头丸的作用，当时就死于心力衰竭了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，那么她的性伙伴在运走尸体的时候不会不被人看见，因此我想……”
“她是在一个私人舞会上死的，也许只有她和她的伙伴两个人，是在住宅里，一间房间里，在某个地下活动场所。”
“反正是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，有好多可能性。”
“真他妈的！”
“你尽管大声说！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，没有别的见证人，那我们就毫无办法。”
“我就不信！”赖伯把沃特克的记录往桌上一扔，说：“丽莎的周围肯定有知情人，我们要逐个讯问，两次不行三次，三次不行四次，直到有人说漏了嘴。特奥，你我都知道，人人都会说漏嘴，只是早晚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耐心，要像钻孔似地问，我就不信有钻不透的木板。”
“后天丽莎的遗体下葬。检察院已经准许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去参加落葬吗？”
“去，你呢？”
“我去，站在一边观察。我曾多次遇到凶手向死者墓里扔鲜花的事。”
“你遇到的凶手是另一种人！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只是运走和掩藏了一具尸体，他害怕，但不是凶手，真正的凶手在别处，我要抓的是真正的凶手。”
赖伯把解剖报告的抄件揉成一团使劲扔进了字纸篓，流露出他心中的无可奈何。
冯·格来欣又让人把乌丽克叫去。他说：“我们还得谈一次。”他的面前又摆着不可缺少的干邑酒，讲话声音很低沉，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危险的谈话。“对罗伯特·哈比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作了调查。他父亲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官员，典型的俗吏，有养老保险，有自己的住宅，没有负债。他的儿子罗伯特，也就是你的相好，是个乖孩子，在读高中，弹一手好钢琴，参加童子军活动，除了音乐以外没有别的抱负，他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是个宝贝儿子。而您偏偏把这么一个人拉到床上去了，乌丽克，您这是变态！”
“冯·格来欣先生，您看错了。”乌丽克自负地笑了。她想，你知道的这点情况只是表面现象……我比你更了解他，是我唤醒了真正的罗伯特·哈比希。“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展的。”
“您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
“我想，您是信任我的。”
“我相信您什么都能办到。但我认为，这孩子太敏感，太脆弱。”
“这您已说过。可他已经变了。”
“变成什么了？”
“变成了男子汉，和以前的罗伯特·哈比希完全不同，只不过还用着原来的名字而已。”
“您真应该当个专门改衣服的女裁缝。”冯·格来欣的冷嘲热讽对乌丽克不起作用，她对他动辄以格言警句教训人已习以为常了。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“他要跟我一块儿做生意。”
“哦？这事可得商量商量。”
“他吃过一粒摇头丸，从此再也离不开这药丸了。”
“您这么肯定？”
“他已经失去主见，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。他对我说过：‘我就活在你身上，没有你，我是个空壳子。’”
冯·格来欣笑了：“这孩子还在读言情小说吗？乌丽克，依我看，您是真的爱上他了，您使他服从您了。可是有朝一日他会醒悟过来，那时怎么办？”
“这我想都不想。”
“可是我得想到！他的醒悟关系到成百万马克的生意，关系到蹲几年监牢！乌丽克，您很不谨慎。干我们这行要用头脑思考，而不是用下身思考。昨天我琢磨了一整天：我们拿这个罗伯特怎么办？”
“他将为我们工作。”
“乌丽克，您这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！”
“我不怕丢脑袋。”她好斗地望着冯·格来欣。她想，你对他了解什么呀，他不是孩子了，他走进了一个只有我才能给他提供的天地。我和他一起做生意，一两年后我们发了财，就去马约卡岛或马德拉岛享福。是的，我爱他……但他也是我的工具，我可以利用他到街上去捡钱。往后呢……别想以后的事了，我即使老了，他也是爱我的。
冯·格来欣对乌丽克说：“您别忘了，我们活得很危险。昨天夜里死了一个人，因为超剂量吃了我们出售的摇头丸。我这才发现，可恶的波兰人提供给我们的药丸不纯，有杂质，我们必须立即换掉。凡是‘花花公子’牌的，全部收回。”
“向谁收回？买主有好几百人，您都认识？而且绝大部分药丸都已经吃掉了。”
“要是死人越来越多怎么办？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能悄悄运走的！”
“对失去理智的消费者我们不能负责。一个人要是冰淇淋吃撑了，喝酒喝醉了，不也会得病吗？”
“可是就这件事，警察会找到我们头上。”
“警察从哪儿下手？”
“别看您是个职业老手，有时候您也天真得可笑。一个人吸毒致死，有许多知情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某个知情人就顶不住了。”冯·格来欣一开始进入毒品圈，就考虑到了一旦与警察发生麻烦时所应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。一个案件的证人总是最危险的，尽管闭口不说是最好的防卫，就为了自我保护也该这么做，但吸毒成瘾者正好是些性格脆弱的人。打破这道沉默之墙的最好办法就是撤离毒品，不是那种谨慎的、临床的撤离，而是粗暴的撤离，一夜之间什么毒品也没有了。这下可就苦难临头，瘾者浑身颤抖，肢体痉挛，心脏狂跳，眼球突出，舌头麻木，这时候要是有人手拿药丸说：“你说了从哪儿得到药丸的，我就给你吃。”那他肯定会把一切都供出来。
冯·格来欣想过，总有一天会这么做的。虽然迄今为止警察还不许用这种办法，因为这样做有损人的尊严，会被视为严刑拷打，侵犯人权，但很可能有不法之徒用这种办法来打入市场。他们会向政府部门举报，揭发他们的竞争对手，然后取而代之。这样，一名瘾君子就会成为致命的危险。
冯·格来欣看到乌丽克眼中发出可怕的冷光，她的脸僵化成为一副毫无动静的面具。她在想什么？她的眼睛像熊瞎子的眼睛一样没有表情，她能无限地爱，就也能无限地破坏。真是披着美女外衣的魔鬼。
冯·格来欣说：“我们收回‘花花公子’牌，改卖‘笑脸’牌、‘巴尔尼’牌和‘夏奈尔’牌。波兰人后天又要来慕尼黑，我跟他们中止合同。”
“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乌丽克的话有道理。干这一行的不能说停就停，说收就收。这样做会引起反抗，反抗就会死人。冯·格来欣也估计到会有无情的斗争。
他说：“我已经做好准备，波兰人会乖乖地听我的话的。”
“这倒是新鲜事。”
“对您来说，我的保证措施是新鲜事，是对方想不到的，否则就不叫出其不意了。”他用右手挥了一下，表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。“还是回过来说说您那个罗伯特吧。就算是他确实听您的话，您让他干啥他就干啥，他染上了摇头九瘾，上了您的床就失去全部理智……可是，当他看到一个吃了他卖的摇头丸的姑娘在他眼前死去时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尽管他服从您，他能对此无动于衷吗？他会永远责备自己：我卖的药丸要了姑娘的命。这种谴责在他心中会越来越厉害，直到爆炸。这会产生什么后果，我就不用给您说了。”
乌丽克生硬地说：“这是一种荒唐的设想！”
“什么叫荒唐？”冯·格来欣摇头说，“这是合乎逻辑的，就罗伯特的性格来说，甚至是绝对合乎逻辑的。”
“即使再死人，也跟他没有关系。他只是把药丸卖给贩子，他和我都是搞批发的，从不接触消费者，他决不会直接卷入死人的事。”
“但他听说死人了，他知道药丸是他卖出去的。”
“要是一个人喝烧酒喝死了，酒厂老板会上吊吗？”
“乌丽克，我们别抬杠了。”冯·格来欣知道，跟她讨论罗伯特的事毫无意义，他得用别的办法来切断这一联系。“在您的调教之下，这孩子可能很会，再加摇头丸，更是强壮耐久，不知疲倦……但我还是不相信这个软骨头。他可以出色地演奏肖邦的乐曲，但不适合干我们这行。尽管您不同意，我坚持我的看法。”
当天夜里乌丽克只睡着了一会儿。
早晨快8点时，有人按门铃。乌丽克醒来一看闹钟，翻个身又睡了。她想，差10分8点，谁这时候来找我，11点以前我不会客，我还要睡，管他是谁，滚吧！
一会儿铃又响了，响个不停，按铃的人肯定是按住了不松手。
乌丽克坐起身来，握紧拳头大吼：“别吵了！”当然站在大门外的人是听不见的。“我要睡觉！你这头野猪，滚你的蛋！”
好像是按铃人听见了她的话似的，铃不响了。可是没一会儿又响起来了，这次是有节奏的，三长三短三长三短，实在烦人。
乌丽克跳下床来，披上晨衣，奔向房门口，按下开门电钮，插上保险链条，拉开一条门缝。
这时一个瘦高个儿从楼梯道跑上来，气喘吁吁在房门外停住了脚步。乌丽克把门打开。
她粗鲁地说：“你这个疯子！你来干吗？你知道我这时候正在睡觉。”
罗伯特对着她微笑说：“我就是要这时候来。”面对他那孩子般的微笑，乌丽克抵挡不住了，她闪开身，让他进屋，然后问他：“你怎么不上学？”
“我打电话说我病了，请一星期的假。我们又有一星期的时间，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1点。”
“你还让我怎么睡觉？”
“你想睡吗？”他脱掉她的晨衣，低下头来亲吻她的胸脯。尽管乌丽克内心还有反感，但此刻一阵酥痒流遍她的全身，她迎了上去，不再推却，放纵的使她浑身血液沸腾。
在床上，罗伯特忽然停止爱抚，喘着气说：“给我一粒药吃……”
“不行！”她用手抵着他的胸说，“鲍伯，不行！”
“我求你了！我要像上次一样……让天塌下来，让我飞上天，求求你……”
“不行，鲍伯，不行！”
“我非要不可，别那么狠心，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”
她终于给了他一粒“笑脸”牌的摇头丸。
不到一小时后，发生作用了。
罗伯特像火山爆发，一连四小时。
足足四小时的激情和纵欲。罗伯特成了个精力无限的人，但那是一种令人心颤意麻的虚妄的精力，能把人变成超人，也能把人毁掉。
宋华丁又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另一个人的声音，但也是说越南话的同胞。他已经猜到，打电话找他是为了什么。
对方以一种亚洲人的和气和礼貌说：“你要作一次美好的旅行了。”
宋华丁同样礼貌地回答：“我愿意去看看世界。这次去哪个方向？”
“往西，兄弟，又是去慕尼黑。”
“慕尼黑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”
“你会碰到四个有臭味的人，应该把他们洗一洗。”
“一下四个？”宋华丁晃了晃脑袋，他不怕有工作，但即使是他那么能干的人，一下子处理四个也是很不寻常的。他大声问道：“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？非得我一个人干不可吗？你想想，我只有两只手，再有两只手就好了。”
对方略带责备地说：“你是专家。我们眼下派不出人来帮你的忙，今后几天你看看德国报纸就会明白。在柏林、汉堡、法兰克福、科隆，都有任务要完成，在慕尼黑就只有你了。你想想，在行李保管柜里放着1万2千美元呢。”
“1万2千美元！”宋华丁想，这无疑是个重要的任务，肯定也是艰巨的任务，不然委托人不会那么大方，但去以前得问问清楚：“兄弟，你再往下说。”
“是三个波兰人，一个德国人。”
“又是波兰人？”
“跟以往一样，旅馆交给你的信里什么都写着了。你这次住在‘卡尔王’旅馆，你到达的时候房费都已付好了。”
“兄弟，我还得吃喝啊。”
“一切都安排就绪，跟以往一样……难道你有什么不满意？要有你现在就说。”
“噢，不，不，一切都安排得挺好。”宋华丁很谨慎，对一个陌生的委托人不能要求太多。俗话说得好：不可穿过浓雾，宁可等雾散去。
宋问：“兄弟，我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“星期一，你坐上午的飞机从华沙去法兰克福，再转慕尼黑，在那儿可以呆上三天来完成你的任务。在华沙机场的波航窗口取你的机票。你看，我们什么都给你办妥了。”
“你们真够朋友。我会按你们的意思去办。”
电话打完了。宋华丁清了清喉咙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向地下室。他打开锁着的门（只有他一人有钥匙），走了进去。
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。光秃秃的地下室，是一百多年以前用附近河里的鹅卵石砌成。当时是干什么用的，宋华丁也不知道。他的妻子玛利卡从未下过地下室，因为她怕蜘蛛和老鼠，宋华丁对她说过，那下面的老鼠有海狸那么大。
地下室里有三根用铁螺丝固定在地上的桩子，每根桩子的顶上装着一颗木雕的人头，不是简单的脑袋瓜，而是有鼻子有眼睛，脖子有长有短，有细有粗，甚至还有假眼，玻璃做的，有蓝色、褐色、灰绿色的，在灯光照耀下几可乱真。
宋华丁从一个雕花的木盒子里取出三根不同强度的细钢丝绳。他打量了一下第一颗人头的脖子，挑出一根钢丝绳，一手抓住一端，把它拽直了，然后猫着腰，轻手轻脚地走近人头。
这会儿他站在了人头的后面，盯着它的脖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用钢丝绳套住脖子，掐进咽喉，往后使劲一勒，若是真的人头，那气管就切断了。
宋华丁收回钢丝绳，对刚才的动作不大满意。太慢，太慢了。被杀的人还有时间喊叫甚至反抗。动作要快，才能没有声音，没有挣扎。
宋华丁又走向第二颗人头，短而粗的脖子最难弄，关键是要找准下巴和咽喉之间那个点，用钢丝绳猛烈一勒，才能把喉头软骨勒断。他想，这还得练，不断地练。快而无声地杀人是一门艺术，艺术家要是不练功就没有出息。他不能失败，只能成功。
勒第二颗人头还是不够快。钢丝绳套在了下巴上，要是真人那就不得了。宋华丁一面咒骂，一面用钢丝绳抽打石头的墙面，然后选了一根细钢丝绳，走向第三颗人头。
这次比较顺利，像这么细的脖子是少有的，是亚洲人的脖子，而不是欧洲人、波兰人或德国人的脖子。
宋华丁练了有两个小时，他拿第二个短粗脖子的人头练，在这上面练好了，以后就不会有困难。
星期一他去慕尼黑，他可以练到星期日，还有三天。
宋华丁盯着那个人头，人头上的眼睛是蓝色的，他突然恨起这双眼睛来……这一次套脖子套得可准了，恰好套在喉头上。
三个波兰人没有如约来到托斯卡纳酒吧。冯·格来欣白等了一小时，于是就打电话去旅馆问。旅馆的人告诉说，他们在一小时之前就坐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旅馆，没有留下什么消息。
冯·格来欣继续等。萨尔瓦多裤腰上别着一把手枪，博罗也带着武器，他在大衣里面挂了一枝微型冲锋枪，枪体积很小却有很大的杀伤力，黑手党分子经常把它放在公文包或礼品盒里带来带去。冯·格来欣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激烈的交锋，尽管他并不相信波兰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。
但波兰人没有来。
倒是有位小个子的、穿着讲究的客人来到了托斯卡纳酒吧。他在酒台边上要了一杯“蒙特哥海湾”鸡尾酒，默默地环顾四周。这位客人并不显眼，有一张亚洲人的脸。乌丽克为他服务时在猜，这是个日本人、中国人、越南人还是朝鲜人？对欧洲人来说他们长得都一样，只有亚洲人才分得出来。
客人又喝了一杯鸡尾酒，看了看表，那是一块镶有钻石的豪华型瑞士表，然后招呼乌丽克过来，用流利的德语有礼貌地说：“我想见冯·格来欣先生。”
乌丽克诧异地看着他，说：“我不知道冯·格来欣先生在不在。”
“他在。”
“那您知道得比我还多喽。”
客人微笑说：“我总比别人知道得多。请您给通报一下。”
“我不能。”
“您能。”
“您还是有所不知。”乌丽克火了，谁敢这么跟她说话，尽管彬彬有礼，那也得碰钉子。“您要见冯·格来欣先生，就得先找我们的经理布鲁内里先生。”
“您说的是那个靠在柱子上的意大利人吗？这个人讨厌，我不愿跟我不喜欢的人说话。在我的家乡人们说：看见一张脸就如同打开一本书。”
“你家乡是哪儿？是中国？”
“越南，是个美丽的国家，人见人爱。那儿有很多美女，就像您这么漂亮……但有点不一样。我姓罗，要记住我的全名很难，您就叫我罗好了，这样简单点。”他再次冲着乌丽克笑，接着问道：“这下您能给我引见了吧？乌拉？”